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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兵部尚書的出身階層、入仕途徑和知識背景

                  時間:2020-11-24 來源: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本文字數:10225字
                  作者:姚波,吳曉萍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

                    摘    要: 兵部尚書是唐代中央重要官員,職權劇要。就出身階層而言,唐代絕大多數的兵部尚書出身地方郡姓,充分體現了世家大族對朝廷要職的掌控力。從時段看,由于門閥政治的衰落,唐前期非郡姓的兵部尚書占總數的近三成。后期由于士族子弟在文化資源上的先天優勢,他們對兵部尚書職位的控制力大大強化。就入仕途徑而言,科舉考試逐步成為兵部尚書入仕的最主要途徑,尤以進士科為最。唐后期,兵部尚書由科舉入仕的比例更高。文才和軍政能力是唐代選任兵部尚書的重要標準,兩者兼備的兵部尚書接近總數的四成。對文才和軍政能力兩方面的高要求終唐之世未有明顯改變。

                    關鍵詞: 唐代; 兵部尚書; 出身階層; 入仕途徑; 知識背景;

                    Abstract: Among the recorded 102 Bingbu Shangshu during the Tang period,most of them were hereditary nobles. However,nobility politics declined in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earlier stage of Tang Dynasty,about 30% Bingbu Shangshu were born as commoners. This proportion increased in the later Tang Dynasty. That is because that hereditary nobles made full use of their inborn advantage of cultural resources. The main way for Bingbu Shangshu to enter political stratum was imperial examination including the section of Jin-shi,particularly in the later Tang Dynasty. About 2/5 Bingbu Shangshu had received excellent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familiar with military affairs. Both of literature skill and able to deal with military affairs were key criteria for Bingbu Shangshu during Tang Dynasty.

                    Keyword: Tang Dynasty; Bingbu Shangshu; family background; entering political stratum; knowledge background;

                    唐承隋制,以三省六部為骨干構建了一整套中央政務運行機構。兵部作為六部之一,地位崇高,職權劇要。雖然隨著李唐政治的演進,唐前期以尚書省為核心的政務運行模式在中晚唐為中書門下體制所取代,但兵部仍是中樞文官機構中與軍隊關系最為密切的部門,尚書仍是兵部最高長官。兵部和兵部尚書的地位在唐以后的帝制時代基本得到了維持,職權也沒有太大變動。尚書作為兵部的長官,其職責涉及武官選任,管理軍籍、兵器、馬匹等各項內容,“大約除軍令由君相外,凡軍政之權咸屬兵部,故職務甚煩”[1](P292)。學界目前對于兵部尚書的選任問題似尚無全面論述,本文擬以安史之亂為界,將唐代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從出身階層、入仕途徑、知識背景三個方面對兵部尚書的選任標準加以考察,以期有裨于唐代官制史的研究。
                   

                  唐朝兵部尚書的出身階層、入仕途徑和知識背景
                   

                    一、兵部尚書的出身階層

                    隋唐時代門閥政治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士族身份在李唐政治中仍長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正因如此,作為詳細記錄家族社會階層及其變動狀況的譜牒在當時有極大的影響力。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年)就曾將《氏族志》作為官方譜牒頒行天下。此書久已不傳,但在敦煌文獻中保存了一份奏疏的抄件,即《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殘卷[2](P328-351),彌足珍貴。殘卷現存66郡、253姓,是對唐前期地方郡姓情況較為詳細的記載。又,成文于唐德宗時的斯坦因敦煌文書第2,052號《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載9道91郡777郡姓,充分展現了唐中葉地方郡姓的情況。[3](P365)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年),林寶等修撰《元和姓纂》,今人岑仲勉為之校注,是對唐后期部分郡姓情況的記錄。[4]此外,成書于北宋年間的《太平寰宇記》對唐代地方郡姓也有記錄,計有75郡、358姓。[5]能否在這些譜牒上留名,將直接影響家族的政治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故討論唐代官吏的出身階層時,這類官修搢紳錄是無法忽視的重要資料。

                    學界對唐代兵部尚書最早的研究當屬嚴耕望先生在《唐仆尚丞郎表》中對兵部尚書任職時間的詳細考證。在嚴耕望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吳浩訂補兵部尚書2人(李如暹、崔慎由)[6],李衛又訂補3人(權弘壽、薛溫、薛兼訓)。[7](P45-49)筆者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又找到1人(李神符)。“(武德)四年,除并汾大榆七州諸軍事、并州總管,以善政入為太府卿,加右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8](P11321-11322)不過,這其中有部分兵部尚書實際只是授予地方節帥的虛銜,并非真正在京城履行兵部尚書職能。如王晙(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兼)、蕭嵩(朔方節度使兼)、李祎(朔方節度使兼)、哥舒翰(隴右河西節度副使兼)、郭子儀(朔方節度使兼)、李光弼(河東節度使兼)、王思禮(關內節度使兼)、來瑱(山南東道節度使兼)、李抱玉(第一任為澤潞節度使兼、第二任為鳳翔節度使兼)、薛兼訓(浙東觀察使兼)、李如暹(安塞軍使兼)。以上11人不曾實際履行兵部尚書的職責,本文不擬討論。經過統計,唐代實際任職的兵部尚書計有102人122任。其中2次任職的有唐休璟、郭元振、王紹、李德裕、王起、蕭仿、盧攜、王徽、裴徹、杜讓能、張濬、崔遠、陸扆等13人,3次任職的有李絳、劉崇望2人,4次任職的只有姚崇1人。

                    已知的102位唐代兵部尚書中,前期的唐奉一和后期的李輔國、蘇滌、盧耽、樂朋龜、樂仁規等6人,籍貫不詳,無從討論。其余96位兵部尚書按照家庭出身情況可以大致分為皇族、郡姓和非郡姓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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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唐一代出身皇室的兵部尚書計有李神符、李德懋、李暠、李林甫、李適之等5人,占籍貫明確的兵部尚書總數的5.21%(5∶96)。從時間上看,宗室出任兵部尚書的情況僅存在于唐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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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族以外的兵部尚書90人,若其所出郡望列入《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殘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和《太平寰宇記》,則將之歸納為地方郡姓出身(見表1)。

                    表1 唐代地方郡姓出身兵部尚書情況
                  表1 唐代地方郡姓出身兵部尚書情況
                  表1 唐代地方郡姓出身兵部尚書情況

                    據表1統計可以發現,唐代兵部尚書中出身地方郡姓的達到71人,占總人數的78.89%(71∶90)。前期出身地方郡姓的兵部尚書有26人,后期為45人,占各時期郡望明確的兵部尚書總人數的比例分別是59.09%(26∶44)和86.54%(45∶52)。

                    (三)非郡姓。

                    唐代皇族以外的90位兵部尚書中有20人未被列入郡姓(見表2)。

                    表2 唐代非地方郡姓出身兵部尚書情況
                  表2 唐代非地方郡姓出身兵部尚書情況

                    據表2可見,唐代兵部尚書中非郡姓出身的共計20人,占籍貫明確的兵部尚書總數的20.83%(20∶96)。其中唐前期出身地方非郡姓的兵部尚書有13人,后期7人,占各時期郡望明確的兵部尚書總數的比例分別是29.55%(13∶44)和13.46%(7∶52)。

                    經過統計,唐代全部96位籍貫明確的兵部尚書中,皇族6人,地方郡姓71人,非郡姓20人?梢悦鞔_,地方郡姓是唐代兵部尚書的主要來源。實際上,由于唐代郡姓的情況并沒有能夠完整保存下來,故本文統計的非郡姓中必然存在部分今天無從確認的郡姓,比如長孫氏在北朝、隋唐時代極為顯赫,高官顯爵歷代不絕,極大可能也屬郡姓。兵部尚書中出身郡姓的人數當超過71人。

                    毛漢光先生認為唐代最為顯赫的14姓18家是:“趙郡李氏、隴西李氏、趙郡崔氏、博陵崔氏、京兆韋氏、滎陽鄭氏、河東裴氏、弘農楊氏、范陽盧氏、蘭陵蕭氏、太原王氏、瑯玡王氏、京兆杜氏、彭城劉氏、渤海高氏、河東薛氏、河東劉氏等十七家,外加李唐宗室后裔,凡十八家大士族。”[9](P65)以此統計,這18家中僅彭城劉氏和河東劉氏無人擔任兵部尚書,其余16家大士族總計產生47位兵部尚書,占郡望明確的兵部尚書總數的48.96%(47∶96)?梢哉J為,大士族對兵部尚書這一職位有著遠超其他社會階層的掌控力。

                    觀察兵部尚書出身宗室、郡姓和非郡姓的人數及其變動,可以發現:前期出身宗室的有6人、郡姓26人、非郡姓13人,占比分別為13.64%(6∶44)、59.09%(26∶44)、29.55%(13∶44)。后期未見宗室出身的兵部尚書,郡姓有45人、非郡姓7人,占比分別為0、86.54%(45∶52)、13.46%(7∶52)。很顯然,就兵部尚書這一職位而言,郡姓的統治力隨著時代的發展得到了明顯的提升,非郡姓出身的士人執掌兵部的可能性在安史之亂以后大大下降。

                    對非郡姓出身的兵部尚書加以考察可以發現,雖然總體上非郡姓出任兵部尚書的可能性遠較郡姓為小,但在唐前期非郡姓兵部尚書仍占據接近三成的比例。這說明在皇權的打壓下,門閥士族已經失去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平流進取,坐至公卿”的地位。李唐政權在用人上已經打破了南北朝門閥控制人事大權的局面,不拘一格、任用賢才的選人用人態勢已經開始呈現。唐后期非郡姓兵部尚書比例的下降是科舉制發展的結果。隨著科舉在官吏入仕途徑中的地位日趨重要,舊士族為保證自身門第的興盛,也不得不積極投身科舉。較之一般的寒門子弟,士族在科舉上具有極大優勢。一方面,士族憑借傳承已久的家學淵源,在學術教育的起點上占據優勢地位,更容易在以文取士的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另一方面,唐代科舉允許士子向考官及其他著名文人行卷,以獲得在錄取上的優勢。士族憑借長期積累的家族勢力在接觸考官、邀取文名等方面顯然有著寒門子弟無法比擬的先天優勢。

                    二、兵部尚書的入仕途徑

                    魏晉時期,在九品中正制的選官標準下,凡士族子弟皆得以憑借門第獲得一定的政治經濟特權。但到了唐代,九品中正制在制度上已經成為歷史,雖然五品以上的高級文武官員子孫仍得以借父蔭入仕,但此種官職并不能世襲,更無法保證子孫世代享有高官厚祿。而且自隋代以來,官員的政治經濟特權完全取決于他實際擔任的品官,僅有門第而無官職的士族與一般平民幾乎已沒有區別。因此,士族為保證自身的權益就不得不追求相應的官品,也就不得不投向門蔭以外的其他入仕方式。

                    “有唐已來,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其次以流外入流。若以門資入仕,則先授親勛翊衛,六番隨文武簡入選例。又有齋郎、品子、勛官及五等封爵、屯官之屬,亦有番第,許同揀選。天寶三載,又置崇玄學,習《道德》等經,同明經例。自余或臨時聽敕,不可盡載。其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10](P1804)以上科舉、流外入流、門蔭等是唐人入仕的主要方式,其他還有薦舉、皇帝征辟、節帥辟署等方式。仍以安史之亂為界,對唐代兵部尚書的入仕方式進行考察。其中前期的屈突通、李神符、任瑰、杜如晦、李靖、李積等6人在入唐以前已經拜官,他們的入仕途徑涉及前朝官制,與唐無關,暫且不論。唐前期入仕途徑詳細可考的有20人,后期有57人(見下頁表3)。

                    觀察表3可以發現,唐前期科舉入仕兵部尚書計有15人,其中張柬之和李迥秀2人在進士及第后應制舉,故實際科舉入仕的人數為13人,占前期入仕途徑明確的兵部尚書總數的65%(13∶20);門蔭入仕3人,占總數的15%(3∶20)。唐后期科舉入仕的有54人,不過其中有部分兵部尚書曾多次參加科考。如參加進士和制舉的有高郢、裴垍、李絳、蕭俛、鄭纟因、崔群、牛僧孺、王起、鄭畋等9人,李巽曾先后參加明經和制舉,崔慎由曾先后參加明經、進士和制舉。去除以上11人重復計數的情況后,實際唐后期以科舉入仕的兵部尚書為43人,占后期入仕途徑明確的兵部尚書總數的75.44%(43∶57)。有2人以門蔭入仕,占總人數的3.51%(2∶57)?傮w上看,科舉入仕的兵部尚書達56人,占入仕情況明確的兵部尚書的72.73%(56∶77)。門蔭僅有5人,只是總人數的6.49%(5∶77)。很顯然,科舉入仕是唐代兵部尚書的最主要入仕途徑,這一點在唐后期更為明顯。門蔭入仕不僅人數少,且占各個時期的比例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

                    表3 唐代77位兵部尚書的入仕途徑
                  表3 唐代77位兵部尚書的入仕途徑

                    唐代科舉分為常舉和制舉。常舉“其類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其中秀才科“此條取人稍峻,自貞觀后遂絕”。[11](P44-45)科舉入仕的兵部尚書全部出身明經、進士兩科,無一人參加明法、明書、明算等科。這主要是因為法學、書學、算學等是專門之學,學生較少,且錄取名額也較為有限?婆e入仕的兵部尚書中,進士科49人,明經科5人,分別占比為87.5%(49∶56)、8.93%(5∶56)?傮w上看,進士科的地位遠較明經科為重。唐前期兵部尚書中進士科入仕者10人,明經科1人,占前期科舉入仕兵部尚書總數的比例分別為76.92%(10∶13)、7.69%(1∶13)。唐后期科舉入仕的43位兵部尚書中,進士科39人,明經科4人,占比分別為90.70%(39∶43)和9.30%(4∶43)。從數據上看,唐代由進士、明經兩科入仕的兵部尚書人數和比例都呈現上升趨勢,進士科更為明顯。進士科出身的兵部尚書占據總人數的絕對多數正是唐時“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12](P3)的真實反映。

                    唐人通過明經、進士等科后僅是獲得了任官的資格,往往需要守選數年后才能得到實際任官的機會。避免守選的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參加制舉,二是參加吏部主持的科目選。前者不限考生身份,無論是白身還是已經科舉及第的士子,甚至在職官員皆可參加。白身不能參加科目選。曾參與制舉考試的兵部尚書有15人,占科舉出身兵部尚書總人數的比例為26.79%(15∶56),比例遠較明經科為高,應當認為參加制舉是兵部尚書入仕的重要途徑之一。兵部尚書中以制舉入仕的前期4人,占前期科舉入仕兵部尚書總人數的30.77%(4∶13)。后期曾參加制舉的兵部尚書達到11人,占比為25.58%(11∶43)。從比例上看,有唐一代,制舉在兵部尚書入仕途徑中的地位未見明顯變化。但文宗大和二年(828年)以后直至唐亡的近80年間都不曾開制舉。[13](P1390)可以想見,如果制舉得以長期存續,安史之亂以后制舉登科的兵部尚書人數應當會有所增加。前期的張柬之和李迥秀都曾先后參加進士科和制舉。后期制舉登科諸人中,除柳公綽是兩次制舉及第入仕外,其余諸人皆是常舉登科后再參加制科考試。參加吏部科目選的兵部尚書總計8人,前期僅郭元振1人,后期有齊映、顧少連、李巽、趙宗儒、鄭肅、畢讠咸、鄭畋等7人。除齊映參加博學宏詞科外,其余皆通過書判拔萃科。曾參與科目選的兵部尚書總人數與明經登科、門蔭入仕的人數相差仿佛,在兵部尚書的入仕途徑中大致處于同等地位。但后期科目選的地位顯著提升。

                    門蔭入仕的兵部尚書一共只有5人,僅占入仕途徑可考的兵部尚書總數的6.49%(5∶77)。唐前期3人,后期2人,占各時期總數的比例分別為15%(3∶20)、3.51%(2∶57)。顯然在兵部尚書的入仕途徑中門蔭已不占據重要地位,且其受重視程度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這應當是科舉制作為官員入仕最重要的途徑日益發展完善的結果。

                    三、兵部尚書的知識背景

                    兵部尚書作為正三品文官,與其他文職官員一樣需要相應的文化素養方能稱職。此外,兵部尚書的職掌與軍政事務緊密相關,“兵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之政令。凡軍師卒戍之籍,山川要害之圖,廄牧甲仗之數,悉以咨之”[11](P150-151),不熟悉軍務的官吏難以勝任。亦即是說,文采和熟悉軍務是兵部尚書得以勝任職務的核心知識素養?婆e考試是以文取士,是否通過科舉是衡量兵部尚書文采的重要標準。根據前文可知,科舉入仕的兵部尚書人數為56人,占全部102位兵部尚書的54.90%(56∶102)?梢源_信半數以上的兵部尚書具備相應的文化素養。

                    此外,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部分兵部尚書實際也具備相當程度的文化水平。杜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10](P2468)。李靖所撰《衛公兵法》是中國古代兵家名作。侯君集“出自行伍,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為將領,入參朝政,并有時譽”[10](P2510)。李責力曾參與修撰《新修本草》。[14](P1570)雖然醫學與文才不能等同,但若不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必然不可能有著書立說的能力。崔敦禮“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14](P4044)。唐臨著《冥報記》至今流傳。歐陽通與其父歐陽詢并稱大小歐,是唐代楷書大家。魏元忠上書論兵事得官。李嶠著有兵書《軍謀前鑒》十卷。[10](P2922)李林甫參與修撰《唐六典》。[14](P1551)段文昌“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垍同加獎擢,授登封尉、集賢校理”[10](P4368)。李德裕所著《會昌一品集》《次柳氏舊聞》皆流傳于世。蔣系“拜右拾遺、史館修撰,典實有父風。與同職沈傳師、鄭浣、陳夷行、李漢等受詔撰《憲宗實錄》”[10](P2048)。張祎歷任集賢校理、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等職[10](P4253),皆非文才之士不能為之。盧耽參與修撰《文宗實錄》。[10](P632)上述15人的文才素養也應都是一時之選。由此,兵部尚書中文才出眾者的人數達到了71人,占總數的69.61%(71∶102)。

                    觀察兵部尚書的文才情況,可以發現唐前期文才出眾的兵部尚書有科舉入仕的13人和杜如晦、李靖等10人,總計23人,占前期總數的51.11%(23∶45)。后期科舉入仕的兵部尚書有43人,又段文昌、李德裕、蔣系、張祎、盧耽等5人也有深厚的文化素養,總計48人,占后期總數的84.21%(48∶57)?傮w上看,后期兵部尚書文才出眾的比例遠較前期為高。另外,曾參加常舉兼制舉或科舉兼科目選的情況,前期有張柬之、李迥秀、郭元振等3人,占前期總人數的6.67%(3∶45)。后期則有高郢、裴垍、李絳、蕭俛、鄭纟因、崔群、牛僧孺、王起、崔慎由、鄭畋、齊映、顧少連、李巽、趙宗儒、鄭肅、畢讠咸、鄭畋等17人,占后期總人數的29.82%(17∶57)?梢姾笃诒可袝幕仞B的總體水平也較唐前期為高。

                    兵部尚書的職權要求擔任這一職位的官吏必須熟悉軍隊事務。而唐代教育體系中并沒有針對軍政事務的專門性教育。武舉的選拔對象是能征善戰的沙場宿將,而不是案牘勞形的軍政官員。衡量兵部尚書對軍隊事務熟悉程度的標準主要是考察其擔任相關職位的情況。與兵部尚書職能相關的職位,第一是作為兵部尚書助手存在的侍郎和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司郎官。第二是與兵部執掌關系較為密切的衛尉寺和太仆寺官。“衛尉卿之職,掌邦國器械、文物之政令,總武庫、武器、守官三署之官署;少卿為之貳……丞掌判寺事。凡器械出納之數,大事則承制敕,小事則由省司。”[11](P459-460)所謂省司當即是兵部下轄之庫部司。“庫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軍州之戎器、儀仗……諸軍州之甲仗,皆辨其出入之數,量其繕造之功,以分給焉。”[11](P164)太仆寺“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于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11](P479)。第三是中央衛率府中的官員群體,包括武職軍將和文職僚佐兩個部分。前者主要是大將軍、將軍、率、副率等衛率府長官,后者主要是兵曹、胄曹參軍等僚佐。第四是行軍制度下的總管和僚佐。“行軍就是出征的軍隊,行軍制度就是戰時軍隊出征的制度……因而也就決定了行軍制度具有戰時性和臨時性兩個特點。”[15](P7)作為戰時體制,行軍總管及其僚佐必然都是精通軍事事務的官員。第五,親王府中負責軍事事務的典軍、兵曹等職。地官職官中,州郡兵曹、司兵參軍“掌武官選舉,兵甲器仗,門戶管鑰,烽候傳驛之事”[11](P749),在職能上與兵部尚書有一定的相似性。以上與兵部尚書相關的職位按所屬機構可以分為兵部、衛尉和太仆寺、衛率府、行軍系統、州郡官員、王府官等六類。此外,前期地方折沖府屬官、后期節帥幕府中的武職僚佐也都與軍隊事務密切相關,但唐代兵部尚書中似并無一人曾任職折沖府或幕府武職,暫且不論。

                    部分兵部尚書曾于多個官僚機構中擔任相關職位(見下頁表4)。唐前期曾在兩個機構擔任相關職位的有侯君集、唐休璟、宗楚客、李迥秀、張說、牛仙客等6人,后期有關播、董晉、蕭俛、郭釗等4人。曾在三個機構擔任相關職位的兵部尚書有李靖、豆盧欽望2人,后期未見。在排除重復計數的情況后,可以確定唐代曾經擔任相關職位的兵部尚書計有54人,占總人數的51.94%(54∶102)。在史料大量缺失,如長孫無憲、李德懋等17位兵部尚書生平幾無可考的情況下,仍有半數以上的兵部尚書曾擔任相關職位,足見唐人選授兵部尚書時對熟悉軍務這一標準的重視程度。

                    表4 唐代兵部尚書曾擔任相關職位情況
                  表4 唐代兵部尚書曾擔任相關職位情況

                    其他部分兵部尚書雖然不曾擔任相關官職,但他們的實際表現反映了他們對于軍務的諳熟。任瑰“屬徐圓朗據兗州反,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浚勸瑰退保汴州,瑰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知。’圓朗俄又攻陷楚丘,引兵將圍虞城,瑰遣崔樞、張公謹自鄢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余人守虞城以拒賊……樞果拒卻圓朗”[10](P2324)。崔余慶“詔尚書右丞崔余慶持節總護定襄等三都督討之,奚懼乞降,斬其王匹帝”[14](P6174)。郝處俊“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積為浿江道大總管,以處俊為副。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干糧,乃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10](P2797-2798)。魏元忠以上書論軍事入仕,顯然熟稔軍務,故“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督軍討之,則天詔元忠監其軍事”[10](P2945-2951)。李嶠“時嶺南邕、嚴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10](P2992)。路嗣恭“大歷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反,五嶺騷擾,詔加嗣恭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瑤、敬冕,使分其務……遂斬晃及誅其同惡萬余人,筑為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10](P3500)。盧耽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取得了對南詔軍隊的勝利。[16](P8153-8154)上述7人的軍事才能體現出他們對軍務的熟悉。由此,熟悉軍務的兵部尚書總人數達到了61人,占比為59.80%(61∶102)。

                    從擔任職位的情況看,曾任兵部屬官、衛尉太仆寺官、衛率府官、行軍系統官、州郡官、王府官的兵部尚書人數分別為36人、10人、16人、9人、1人和2人,占比分別為66.67%(36∶54)、1 8.5 2%(1 0∶5 4)、2 9.6 3%(1 6∶5 4)、1 6.6 7%(9∶54):1.85%(1∶54)、3.70%(2∶54)。很顯然,兵部屬官與尚書的關系最為緊密,其次是衛率府官,再次是衛尉太仆寺官和行軍系統官員,州郡、親王府官并不占重要地位。

                    通過觀察可以發現,安史之亂以前有26位兵部尚書曾任相關職位,又有任瑰、崔余慶、郝處俊、魏元忠和李嶠有豐富的軍政實踐經驗,熟悉軍務的兵部尚書占比達到68.89%(31∶45)。后期諳熟軍事的兵部尚書為30人,占比為52.63%(30∶57)。相較之下可以認為,唐前期對于熟悉軍務這一標準的重視程度更高。前期兵部尚書曾任職兵部屬官、衛尉太仆寺官、衛率府官和行軍系統僚佐的情況都較為常見,占比分別為24.44%(11∶45)、15.56%(7∶45)、31.11%(14∶45)、17.78%(8∶45)。后期則以任職兵部屬官的情況最為普遍,占比達到63.16%(36∶57)。此種情況主要與唐代官制的演變有關。兵部屬官以外,唐前期兵部尚書主要擔任的相關官職分布于衛尉太仆寺、衛率府和行軍系統中。然在安史之亂以后,行軍制度為節度使制度全面替代,衛尉、太仆等九寺和衛率府實際上也處于閑散無事的狀態,制度的消失和機構本身的弱化是造成后期兵部尚書不在這些部門中任職的重要原因。這一時期的兵部尚書六成以上曾任職此時唯一仍擁有實權的兵部屬官,也正說明了對兵部尚書選任的重視。

                    將兵部尚書的文化素養和軍政能力合并考察,可以發現,唐代兵部尚書中文才出眾且熟稔軍務的總計有42人,占總人數的41.18%(42∶102)。在史料殘缺的情況下,接近半數的比例已足夠說明文化素養和軍政能力是對兵部尚書基本的知識要求。分時段看,前期兼具文采和軍政能力的有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李積、崔敦禮、唐臨、婁師德、姚崇、唐休璟、宗楚客、韋嗣立、郭元振、李迥秀、張說、韋見素、郝處俊、魏元忠、李嶠等18人,占比為40%(18∶45)。后期有關播、董晉、李巽、鄭余慶、蕭俛、郭釗、牛僧孺、柳公綽、李德裕、王起、李固言、歸融、令狐绹、夏侯孜、畢讠咸、崔慎由、蔣伸、王鐸、鄭畋、王徽、杜讓能、劉崇望、徐彥若、崔遠等24人,占比為42.11%(24∶57)。前后期在人數和占比上都沒有較大差異,這說明在兵部尚書的選任上,文采和軍政能力并重是唐代長期堅持的標準。

                    綜上所述,唐代兵部尚書的階層來源主要是地方郡姓,占總人數的近八成,其中又有近半數出身漢魏以來的舊士族。非郡姓和皇族在兵部尚書出身階層中不占重要地位。超過七成的兵部尚書均來自士族階層,充分證明了士族對這一職位的高度控制力。此種控制力在唐后期更為明顯。在入仕途徑方面,隨著門閥政治的解體,士族子弟和寒門學子都以科舉,尤其是進士科,作為入仕的最主要途徑?婆e入仕的兵部尚書超過半數,且后期比例更高。由門蔭入仕的兵部尚書不僅人數較少,且下降趨勢明顯。兵部尚書以文官執掌軍政的特殊身份決定了擔任這一職位的官員必須具備文學和軍政才能。多由科舉入仕的特點保證了兵部尚書的文化素養。近六成的兵部尚書曾任相關職位或有軍事實踐活動,足以證明軍政才能是選任兵部尚書的重要標準。有唐一代,兼具文采和軍政專長的兵部尚書超過總人數的四成,且前后期的比例基本一致,說明兵部尚書的文采和軍政能力在唐代長期受到重視?偠灾,出身士族、科舉入仕、熟悉軍務是唐代選任兵部尚書的三項重要標準,且得到了長期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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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處:姚波,吳曉萍.唐代兵部尚書的選任[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6):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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